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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临时演员,喜剧是超理性的一个艺术创作

2018/12/9 9:18:43      点击:
人们已经很少能在电视小品的舞台上看到陈佩斯了。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是在1998年之后突然消失的。民间因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比如最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在北京的郊区承包了一座荒山种树,靠卖树苗的钱东山再起。这常常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哭笑不得―故事越传越玄乎,就在前两天,他们的微信朋友圈突然被一篇题为《陈佩斯:悲喜人生》的知音体文章刷了屏,在那里头,树苗又变成了石榴树。“估计是觉得树苗不够赚钱。”他的一个亲友这么说。但老百姓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是真的,作为这个时代中国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之一,陈佩斯的人生似乎理应有一点戏剧色彩,最好还是悲情英雄式的那种。  长沙租临时演员
  事实上,在人们的想象之外,陈佩斯的世界非常平静。这些年来,他几乎只做了一件事情:埋头研究自己的喜剧理论。 
  喜剧可以算是所有戏剧形式当中最困难的之一,指导戏剧创作的理论已经相当丰富和扎实,专门针对喜剧的理论却非常少。尤其是在中国,几乎所有喜剧创作者都是经验主义的,编剧和演员凭借前人的传授和自己的想象揣测什么样的东西能把观众逗乐,舞台上的很多喜剧看起来都像是网络段子的拼接。 
  陈佩斯是这条路上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他运用逻辑和人物冲突制造喜剧桥段,创造了“父子情景喜剧”、窘境、差势、悖逆等一系列喜剧理论和手法。多年以来,陈佩斯大量阅读国外经典文本,以此为范式,在中国的文化层面上进行发展。 
  他的儿子陈大愚记得,从初中开始,他就老听爸爸在耳边念叨这些,“跟念经似的”,哎呀,这两天又琢磨通了一个东西。自己不搭话,陈佩斯就在一边给你不停递话,“你只能嗯啊嗯啊,越说脑子越跟着他转,游戏也玩不了了,也输了,就这么着。”陈大愚是理科生,思维条理性强,陈佩斯偶尔会让儿子帮忙整理。后来,陈大愚子承父业,也入行当了喜剧导演,爷俩曾经一起“演算”过“差势论”。他举了个浅显的例子来解释差势论:“假如你是观众,旁边有个人从这边往那边走,我在地上挖了一个坑他不知道,而你知道的东西比较多一项―于是 
  你知道他要倒霉了,坑挖得越深,你就知道他越倒霉―你 
  们俩所知道的东西相减,就是你的笑声。但如果这个人会摔死,这个就超过了观众的道德评判线,这就是悲剧。” 
  “喜剧是超理性的一个艺术创作。”陈佩斯说。四十来岁的时候他迷上打游戏,整宿整宿地玩儿,后来因为工作,硬生生给戒了。他原先还会抽几棵烟,但演出必须得嗓子好,于是也给戒了。 
  今年,陈佩斯61岁,除开喜剧,他好像渐渐成了一个没什么业余爱好的人。“他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偏严肃了,”老搭档朱时茂说,“他真是,他是一个能够忍得住寂寞的人。”两个人多年以来谁也不服谁,但朱时茂挺佩服陈佩斯这一点。 
  就像现在,台上的演员已经又重来了3遍,蝉鸣一浪一浪扑进屋子,陈佩斯脸上依然挂着那种特有的享受之色。他站起来,亲自上台又示范了一遍,接着不紧不慢地给演员讲:“这在喜剧理论上叫‘忘掉目的’,特别小的一个,忘掉目的的一个套路,突然忘了,忘掉你在跟谁说话。” 
  高精尖武器 
  2013年,陈佩斯导演了一部名为《好大一个家》的电视喜剧。他离开电视屏幕快20年了,这几乎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朱时茂觉得这跟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劝说有那么点关系。自从陈佩斯2001年开始做话剧,他就一直不太认同老朋友的选择。陈佩斯做第一部话剧《托儿》的时候朱时茂答应帮他出演,第一轮演出33场一过,他跟陈佩斯说自己“再不演了”:太累,太寂寞,同一个舞台同一台词,一晚上最多两千来个观众。 
  有一回,两个人在朱时茂家的客厅里拍着桌子吵。“我说你不要认死理,不要是你在这儿咬这个屎橛子,给你馒头都换不下来。我说你要认可现在的形势,你现在,你陈佩斯,我说从影响力来说,慢慢慢慢人家就把你淘汰了。”    
   性格变得宽厚的陈佩斯已经很少在排练现场发脾气 
  “淘汰,淘汰挺好。我就这样,淘汰就淘汰。”他记得陈佩斯当时这么回答。 
  朱时茂对《人物》记者回忆说,他当时不认可,“慢慢慢慢我说多了,说得他也有点动心,要不他《好大一个家》也不会(去拍),他也有点动心,我就觉得。” 
  陈佩斯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只是想做个实验。“我们做这么多年的对喜剧的探索呢,觉得有一些指导性的东西,如果用在喜剧的电视剧上行不行,就想做一些尝试。”从2005年的话剧《阳台》起,陈佩斯开始在舞台剧作品当中综合运用自己的喜剧理论,也对喜剧的工作方法有了新的感受。他认为,喜剧是依据条件存在的,“在喜剧它的组合成的时候,都是某种力和某种力相遇,产生一种新的形态,人就会笑了。”创作者找出人物的行动线,然后利用另一个事件或者情况刺激导致人物行动被迫中断,这就是“悖逆条件”。他看了《好大一个家》的剧本,发现里头每一个都是好人,暖暖的爱意,这种情况下悖逆点要怎么找呢?“所以它有时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实践。” 
  在中国,像陈佩斯这样系统性研究喜剧理论技术的演员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他曾说自己是“做学问”,研究成果能写好几篇博士论文,但多半是发不出来的那种,因为哪怕是行业里也没有多少人真懂。 
  2012年,他开办大道喜剧学院开始培养喜剧人才,培养方法跟过去的“团带班”相似,老演员带新演员,手把手教。学生进来之后第一堂课,讲的是“人类的笑行为”,陈佩斯从原始人类的进化和笑产生的生理机制开始说起。一期学员睢防防原本是个游泳教练,看着陈佩斯的小品长大,对他的印象还是电视里那个憨傻的“陈小二”,然而第一天面试,被他那双出了名的小眼睛盯着,突然就紧张了,“你也看到了他平时什么样,就特严肃,开玩笑也特严肃。”听他在课堂上讲原始人和鱼的关系,学生们一个个都云里雾里的,在他眼前也不敢睡,硬撑着。陈佩斯也知道学生们听不懂。他跟他们说,先记,记下来,有用的时候是在后头。 
  陈佩斯喜欢结构性的喜剧,将窘境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势运用得十分纯熟。他的第四部话剧《阳台》,舞台上所有的门和窗都被利用起来,一个空间被分割成几个空间,这几个空间相互还有关联。这种空间关系,造成了讨薪农民工老穆“该看见的没看见,不该看见的全看见了”的窘境,形成笑料。“就在它那个基础上我比它还要再往前走一步。我甚至能让两组矛盾走在一起,在一个空间里头演,但我的语言上是不穿帮的,这个是他们做不到的,他们到现在,欧洲的喜剧到现在没有做到这一步。”陈佩斯双手舞动着解释,通俗地说,就是几个人在一个空间当中各说各话,但非常合理。 
  这种技术最早用于他和朱时茂的小品《警察与小偷》。警察问小偷,你在哪儿上班?小偷答,派出所。警察问,派出所出来去哪?小偷答,去监狱。那是1980年代,陈佩斯和朱时茂凭经验觉得这个方法有意思,把更大的优越感给观众,让台上两个人都处在不知情当中,“我们当时从经验上判定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2004年做《阳台》起,陈佩斯开始研究喜剧的本体,“从方法过渡到它的根性的东西”,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用过这些喜剧理论。他迷恋这种可预知的、规律性的技术,“因为你会发现好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无论谁拿了,用了它,都可以创造笑声,所以特美妙。” 
  老戏骨杨立新这一次是《戏台》的主演,跟陈佩斯磨了一个多月的戏,他觉得陈佩斯应该“写本书”。“他有一个独特的方法就是呼吸,实际上他说的是生理和表演的关系,”杨立新说,“我以前排戏,确实给人家排戏,总是全都谈了,启发完了之后,他还是演不出来。而陈佩斯就调呼吸,我这回学了一招儿。” 
  在喜剧理论的研究上,陈佩斯已经走了很远,远到圈子里已经没什么老朋友能跟他毫无障碍地聊这些话题。他说自己现在是“一把一利索”,跟谁合作,就把自己这套理论灌给对方。《戏台》的编剧毓钺是他几十年的朋友,两人探索方向不同,一个专攻戏剧,一个专攻喜剧。陈佩斯一直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论,两个固执又较真的人碰到一块儿,谁也没法说服谁。直到去年,毓钺终于不抵触了,陈佩斯回头算算,已经是10多年过去。 
  通常情况下,陈佩斯不大爱跟外行人聊这些东西,用他的话说,大家对戏剧本体的理解差太远,“没多大意义”。那些美妙的喜剧技术更像是他掌握的高精尖武器,“掌握了这种高技术的人永远是少数,就像科学技术是一样的。”他非常希望把它们一代一代传下去,但是他并不着急。 
  而面对观众的时候,这一切技术都不重要了。让大家笑,让所有人都看懂,这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压根没想过让观众去了解笑声创造背后的复杂之处。“喜剧是服务行业,”陈佩斯说,“笑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天命 
  《人物》记者第二次见到陈佩斯的时候,排练还没正式开始,演员们坐在四面通透的排练场里扯闲篇。杨立新说起最近股市的大跌,一群人热烈地讨论起来,一会儿又聊到老北京城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哈哈哈地乐。陈佩斯一直没有参与话题。他一个人靠在窗台上摸着脑袋,不时剔一剔牙,像公园长椅上一个悠闲自在的大爷。 
  60岁以后,他的精神头比以前差了些,“时间对我来说越来越贵”。以前上午还能写写东西或者处理点杂事儿,现在都推了。他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给那只养了5年的猫刷刷毛,喂喂食,再回去睡个回笼觉。10点钟起来,这回头脑真清醒了,就看看书,吃午饭,等着下午的排练。他不大爱交际,没戏的时候就窝在家里,有时候陈大愚甚至觉得爸爸“离观众有点远”。   即将在7月中旬上演的《戏台》是一个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故事。其时,军阀混战,新主洪大帅刚刚占领京城不久,全国闻名的五庆戏班进了城,带着大名角儿金啸天在德祥大戏院演出3天。五庆班主侯喜亭和戏院吴经理正为戏票售罄而高兴,意外却来了。金啸天大烟过量昏迷不醒,送包子的票友伙计大嗓误被当成名角儿,洪大帅为庆祝胜利要求包场,并勒令戏班改戏……侯班主和吴经理东拆西补,阴错阳差,戏台彻底乱了。 
  陈佩斯在戏里扮演那个不停挣扎与妥协的五庆班主侯喜亭。他极喜欢这个故事,称它为“35年以来遇到的最残忍的喜剧”。“这次表现的是两种秩序,一个秩序的被破坏和被强迫着往前走,以及走的时候,一个社会在变革时候那种阵痛和痛苦……我个人认为喜剧的内核是由悲情引发的,悲情是喜剧的动力,而且是核心动力。所以这一个戏的悲情之大,让我在创作的同时,经常就是陷入很痛苦当中。” 
  陈佩斯说自己是一个“旧秩序下成长起来的新人”。他在少年时代被送去内蒙古兵团,为了能吃饱饭,跟父亲陈强现学两下表演把式,考回北京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他原本对表演“特别讨厌”,直到小品成功之后,温饱问题解决,他看着台下观众前仰后合的热烈反应,才开始真正喜欢上喜剧,回到老本行电影。80年代,中国还是喜剧的荒漠,陈佩斯拿着喜剧剧本坐火车去西安电影制片厂寻求合作,厂长根本就没有见他。副厂长咬着牙看了剧本,“非常鄙夷的,就觉得我特别耽误时间”,说,非常抱歉,我们西安厂拍艺术片,不拍喜剧片。陈佩斯只好自己成立影视公司,自己做制片人,最后自己发行。“我是为了自己喜剧的出路所以不得不做这个选择。” 
  那边的聊天还火热着,不知道聊到什么,有人突然说了一句,“佩斯老师以前对这个盗版是深恶痛绝啊。” 
  大家都看向他。所有人都知道这指的是1998年跟央视的那桩官司,陈佩斯和朱时茂状告央视出的春晚节目合集侵犯了他们的著作权,他们赢得了官司,却从此被央视封杀。那时候的陈佩斯年轻气盛,曾说过一句流传极广的话:一个男人,离开了体制也能活。 
  而这一回,陈佩斯慢悠悠地搭话:“现在不恨了,无所谓。虱子多了不痒。”他趟过这个话题,认真地问大家,“哎,是虱子多了不咬还是虱子多了不痒啊?”大家哈哈一笑,居然也认认真真争论起这个来。 
  他的学生陈志说,老师这两年明显变得更宽厚了。前几年给大家排戏,有一点不对,当场就骂出来,黑着一张脸,“就损你两句,怎么能笨成这样啊。”急起来的时候他就一圈一圈在台上打转,谁劝也不管用。第二天早上来了先自我检讨,对不起啊,我昨天比较急,把气氛搞得比较僵,这不对。两场戏一过,脾气又上来了,“没办法,陈老师就是对戏太认真。”60岁生日一过,大家都发现他变了,“很和蔼的,在排练场基本没再发过脾气,挺可爱的一老头。”学生们在私底下议论,哎,果然六十耳顺了。 
  陈佩斯享受这种宽厚。这也是他喜欢《戏台》的原因之一。这是一部宽厚的戏,不像《阳台》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那么刻薄,“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审美,像到了60岁的时候,审美肯定要变一变,但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尖刻一点,挺过瘾,所以呢,不一样。”岁月消磨着他的体力和精力,却也给了他一些特别的馈赠,他觉得自己对喜剧的理解又深了一层,“所谓的革命的那种东西就显得特别薄,力量特别薄,深入不到作品里头去了,觉得甚至无法表述我要完成的这个作品……喜剧需要真实,喜剧不需要宣传,不需要那种让人热血沸腾的宣传。那种刺激人的激情的东西不属于喜剧,喜剧是超理性的一个艺术创作。” 
   陈佩斯在排练现场 
   
  现在,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走上喜剧这条路是某种“天命”使然。最开始碰上朱时茂,两个人性格天差地别,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然而一下就是几十年下来,“你躲都躲不掉的一个人”,这是天命,得认。后来他尝试过很多其他行业,每一回都是到了最后那关头,“就过不去,就让你过不去,非常奇怪”,渐渐地几十年就那么过去,“才知道,哦,是有天理一说的”,这是命,也得认。 
  兜兜转转,时代的洪流涌起又退去,陈佩斯还是回到喜剧这条路上。这一次,他不再逃避,不再痛苦,一心往深里钻下去。 
  “这种随遇而安,既然有天命,你认识到了,那你就顺顺当当走就对了。有些事你也不用怕,别管碰到什么事,有多大难处,操,心说有老天管着。所以我现在心里就特别安静,有些事比方过得去过不去,我知道总能过得去。” 
  回想当年最困难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喜剧找一条出路,他孤军奋战地在电影行业里趟路,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场磨难。陈佩斯形容那感觉就像是一个人掉到发洪水的河里,“和泥沙、石头、树、人、死人和房子一起滚着往前走是一样的,那种挣扎,那种无助,那种痛苦。”时间长了,最后只觉得这洪水没完没了,“算了,你别跟它较劲了,上岸吧。” 
  他的岸就是话剧。陈佩斯坐在排练厅看着他的一班演员,眯缝着眼睛笑起来,“还好,回头是岸。” 
  你听过的最好的人生建议是什么? 
  我从来不听,我从来不听什么人生建议,我不需要那种心灵鸡汤,我不需要。我就想,自己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做下去就好了。 
  你最怀念哪个年代? 
  今天,今天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我日后一定会很怀念的。就像我上一次创作《阳台》的时候,那时候真苦,找不着出路的时候,见不着光亮的时候,哎呀,特别的焦灼的时候,那时候精神上很受打磨,很受煎熬。 
  但是呢,咬牙过来以后,最后和同事们一起把它扛过来之后,现在非常怀念那个时候。我想今天我也很难,也碰到很多困难,很多觉得自己驾驭不了、完成不了的东西,但是咬牙过去以后,也许,我相信我现在的这个创作过程也是我今后能够怀念的一个时间段。 
  你最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国家的一点改变? 
  作为一个动物的本体,不改变是最好的(笑),但是无奈,这个世界,别说这个国家,连气候都要改变,这个地球也要改变,地球也是一个生命,它也要变,所以呢,想不变也不行,所以就没什么好想的,不想那么多。不想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什么改变的事,不想那么多。认认真真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对于我这个岁数的人是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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